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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来:网络文学要尊重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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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来:写作和市场是隔离的 网络文学要尊重文学

 

2013年10月08日16:27 来源:中国文化传媒网

 

  阿来,藏族,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,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,四川省作协主席。

  莫言、阿来、苏童和刘震云组成了腾讯文学大师顾问团,正在美国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营的阿来专程赶回,将作品《尘埃飞扬》和《格萨尔王》等授权腾讯。

  此前,8月号的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发表了阿来的新作《瞻对:终于融化的铁疙瘩》(以下简称《瞻对》)。《瞻对》再现了始于雍正八年、长达两百年的瞻对之战。新作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,但阿来一贯诗意的语言里充满了嘲讽的意味。

  写完《瞻对》后,阿来到了云南、甘肃一带的藏区。他常常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摄影、勘查,或者什么都不做,一个人静静地看云。

  他不觉得孤独。

  我问他,为什么会有这么气定神闲的自信?阿来说,不完全是自信,是坚韧。

  9月12日,阿来接受了读书报记者的专访。

  网络文学要尊重文学

  读书报:最早是什么时候与电脑接触?怎么评价互联网?

  阿来:应该是最早接触电脑的一批作家,那时候还用286。互联网过去叫因特网,甚至还叫信息高速公路,以前我就买过信息化生存的书发给员工。我听说 过夫妻两人半夜不上床,背对背玩电脑上网,这是网络出现后很恐怖的现象,但更重要的是互联网也带来了文化生态的很多变化,尤其是话语权。

  我们刚开始写作时,投稿寄信,主编们声明:三个月不回信,稿子就是被我们“枪毙”了,不要等答复了。那个时候《人民日报》等大报纸,都会有一个小栏目,刊登重要杂志的目录,里面可以查是否有自己的名字。

  现在人们可以公平发表在网络上,这样的状态带来了便利,但同时容易使人们降低标准、放弃标准,这两者是可能的,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而降低自己的标准。这也是我的期望,我希望文学的高标准没有消失,仍然存在,被追求和看重。

  读书报:现在文学与市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,您怎么看?

  阿来:我做出版会考虑市场要素,充分挖掘市场潜力,写作时和市场是隔离的,写作就是充分表达我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和看法。完全让自己的作品去迎合市 场很难,但我对文化转化为财富很感兴趣。文学给我的回报已经大大超出我的期待。一是来自金钱,更重要的是,通过这个途径,找到了和世界对话的方式。

  铁疙瘩咋融化

  读书报:《瞻对》的创作,您做了大量考证,但有些东西最终仍然得不出确定的结论。所以我觉得您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呈现,将史实和民间传说一并呈现出来。这样的创作过程顺畅吗?

  阿来:我为什么写作?其实是希望自己在面对社会历史问题时能够有所解答。做调查、研究理论问题、包括写作,都是为了梳理对于历史的认知。如果写作没有解决我对社会历史的某种疑问,那么对我来说就没有意义。

  《瞻对》也是如此。这些年来,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,可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,也是对国家大一统的挑战。这个问题,是现在有还是过去 就有值得我们研究。过去有的话,民间是怎么对待的,官方又是怎么对待的?写历史,实际上是想回答今天的问题。很多时候对于中国的问题解答过于宏观,而文学 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。对于瞻对,当地人也自诩为“铁疙瘩”,但是用了两百年时间,铁疙瘩也终于融化了。

  读书报:近几年的写作,从《尘埃落定》、《空山》、《格萨尔王》等题材看,您一直在现实和历史之间往返穿梭。

  阿来:基本上是写一部历史题材再写一部现实题材,不是我在寻找题材,而是线索之间的牵连,会带出来新的题材。《尘埃落定》写的是上世纪前50年, 《空山》从上世纪50年代写起,写完之后,觉得更遥远的历史和现实一定有某种关联,就写了《格萨尔王》。《瞻对》写的是历史,其实是在关注今天少数民族特 别是藏区不安定的现实问题。现实和历史总是有关联的。写每本书,我都首先要回答自己的问题,解决自己的困惑。如果读者愿意阅读,我也很高兴分享。

  坐汽车的人和骑马的人

  读书报:您最早起意写《瞻对》,是计划写小说,为什么变成非虚构了?

  阿来:当年写《格萨尔王》,我到处搜集口传史料,不止是格萨尔,我对其他很多地方感兴趣,后来确定从瞻对切入。清代档案齐全,包括史书、官方材料和 口传材料。清代六次用兵瞻对,我从几十本材料中梳理,互相补充,尽量还原历史。当我掌握了那么多材料,我发现用不着虚构,只需要找到思路串联起这些素材就 成立了。过于真实的东西,虚构反而显得苍白虚假。

  读书报:那么非虚构处理起来是否更容易些?

  阿来:光是找材料就不容易。地方性的材料不是正式出版物,图书馆不会有。每去一处,我都会找来地方县志。即使是书面材料,官样文章也会说假话,还有 一些亲历者事后的记叙,都需要对比分析。当事者角度不同,记录完全不同。从《尘埃落定》开始我就长期关注、研究地方史,但凡跟汉藏有关的,尤其是微观的地 方史,我都很留心,日积月累,在搜集材料上也有了一些心得,不那么盲目。如果从来不用心,突发奇想要写一部历史题材的作品,可能更麻烦。

  读书报:从雍正写起,梳理两百年的瞻对之战,您不断地发现老故事中重复出现的新问题。那么取舍标准是什么?

  阿来:大的历史脉络和故事建构都在,对照着根据最合理的说法整理史实,用我的思想串联起来。不一定是文学需要这么做,历史也是这样。一梳理我发现都 是老故事,不同的是故事的角色在变化。这次是雍正,下次乾隆,处理事情的方法、动机和模式都是一样的,而且我们还会看到,今天这种模式在对立的双方之间仍 在继续,今天坐汽车的人和当年骑马的人思路是一样的;今天电子邮件传输的内容,和骑着快马传递汇报的材料是一样的。

  探访历史发生地

  读书报:一个人的书写能起多大作用?这样的写作是否也很冒险———离开读者已经熟悉的叙事手法,不见得完全被接受。

  阿来:想到作用的时候,我们往往会给自己找借口逃避写作。我自己要解决的是面对强烈的现实刺激时的反思和梳理。

  面对发生的那么多的事情,文学书写怎么能够假装歌舞升平?面临这样的现实,市场完全不重要。

  读书报:探访历史发生地是很辛苦的,是怎样的动力使您完成这部作品?在寻访的过程中是否也有些喜出望外的发现?

  阿来:这个时间太漫长,不可能总是处于兴奋的状态,当然得到新材料,听到新说法,有些新领悟是很兴奋的。光绪年间丁宝桢就任四川总督后,充分注意到 不论是噶厦政府直辖的西藏,还是川属土司地面,无论地理还是文化,都是一个联系紧密的整体。西藏面临危机,四川也不得安定,为消弭冲突,丁宝桢派员会同各 土司勘定边界,立碑标记。到底有没有此事,我一直怀有疑问,寻访过何处有无当年标出各土司边界的石碑或碑文,都没找到答案。

  今年我去新龙访瞻对旧事时路过甘孜县,即当年的霍尔五土司地面,县里领导请我吃饭,并请了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和文化局长作陪。饭间自然聊起土司时代旧 事。文化局长说,前些年他们局新修宿舍,在院中挖出石碑,准备把拓片送到四川大学鉴定。就在县文化局一个单元门楼梯拐角下,那石碑横着靠在墙边。我吹了吹 灰,趴在地上一看,上面碑文清晰可见,正是当年丁宝桢主政四川时,勘定各土司边界时所立界碑。听他们说,是50年代县文化馆的人在新龙与甘孜交界处的山梁 上发现了碑,移到山下,存放在文化馆。文化大革命中,有人把石碑无字的一面刻上毛主席语录,立在院中,后来荒草蔓生,人事更迭,这石碑再无人过问。前些年 修建楼房,才又重见天日。因此知道,丁宝桢任内勘定各土司边界,以防纷争不是虚文。

  读书报:寻访是通过什么渠道?

  阿来:访问百姓。太依赖官方也有问题,百姓和官方有距离。如果完全通过官方的渠道,调查得来真话的几率少一些,所以有时候需要刻意规避官方关照,找民间的朋友,是为了听到更多的声音。

  读书报:听说在寻访的过程中,您从僧人手里拿到了很珍贵的资料,这些资料在书中有多少引用?

  阿来:经过打听,我从僧人手里拿到一些材料,自己掏钱请藏文好的人翻译,发现一份材料没有开头,就问怎么从半中腰开始?回答说这些书经常拿出来晒,前面的被羊吃了。

  掌握尽可能多的材料,互相之间可以有参照,会发现藏文材料是感情倾向的,不同的记录情感立场都不同。

  我说历史就是这样

  读书报:《瞻对》完成后有何反馈?

  阿来:一些藏族人看了很愤怒,问:瞻对怎么被你写成这样?我说历史就是这样。祖先的口传是虚构,文学虚构可以,历史不可以虚构。市场化是希望一本书 讨所有人的好,但是文学从古到今不是这样,很多作家是不讨好的。我也没有想要与天下人为敌,如果书写的内容决定必须这么写,我也顾不得其他了。

  读书报:您觉得现在的写作,是一种怎样的状态?是越写越好吗?

  阿来:不是越写越好,是写作带着我从历史到现实有了越来越深广的联系,这是我希望写作把我带入的一个境界,我达到了。对历史的认知和现实的接触,从 一点上越来越开阔,越来越深入。写作是我深入世界的路径,我用自己的方式把世界打开了,这样的人生有意义,我才成为作家,不然我可能是小山村里放羊的,最 多是“最美乡村教师”之一。

  读书报:您的写作特别自如。这种状态也不是一开始就有吧?

  阿来:我在30岁那年出版了两部作品:小说集被纳入到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(作家出版社),另一个是四川出版社出版我的诗集,应该很高兴,但是 拿到这两本书我突然觉得空虚,我看到的文坛现象是,大部分写作者是在写作而已,如果我也这样,从此后也走上这样一条写作之路,吭哧吭哧写一本,再写一本, 有多大意义?我记萨特说过,他也想舒舒服服写一本书,但是,1939年,德国入侵波兰,法国和英国发布命令总动员。这使他的写作和国家的宏大前程有了关 联。

  80年代末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,使我突然意识到,这个国家跟你有关。我对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困惑,有三四年时间再也没有写作,这样写下去怎么行?我问 自己:这么写作有意思吗?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一是读书,二是旅行。我在老家徒步旅行,接触民间生活。我常常想说,我们爱国家、爱土地,那么国家和你的关系 怎么建立你要寻找,要感受,要体现,不是随便空口说一句就有。我旅行就是寻找这种联系。困惑了三四年,写出了《尘埃落定》。我曾经想过,如果写作还是原来 的状态,我就不再写作,做一个很好的读者也不错,世界上可做的事情很多。

  读书报:但是《尘埃落定》获得了巨大的成功,这是否坚定了您在写作上的信心?

  阿来:此后的七八年我又没写,我办杂志去了。获茅奖后《时代周刊》的记者来拍照,看到我在书市上忙着布展推销新杂志,说看上去在新杂志比得茅奖更重 要。我说那是当然。《尘埃落定》出版后很多人来找我想要下一步作品,我说写作没那么要紧。差不多十年后,我才写了《遥远的温泉》,再往下是《空山》。

  读书报:您当年做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的时候,科幻小说好像没有被充分认识。

  阿来:那个时候主流文学界对类型小说有偏见,类型小说也只有武侠和言情。我们还缺乏原创性的科学思想,缺少宏大想像的人,大部分写科幻小说的人,还 是在网络里头谈恋爱,到了外星还是谈恋爱。今天看来很多好的文学是类型小说,《红楼梦》是言情小说,《聊斋志异》是鬼故事,但是好的类型文学一定是超越类 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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